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主道路。统一战线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提出，至今已经快180年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统一战线政策始终起着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一、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统一战线可以从两方面定义：从广义的方面来说，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某种条件下，为了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或联合；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战略策略，即无产阶级自身团结和同盟军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概念最早是由恩格斯提出的，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1840年，他在德国不来梅经商时，曾署名弗·奥在《知识界晨报》第249号上发表文章《唯物论与虔诚主义》，其中写道：“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1]这篇文章以《不来梅通讯》为篇名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中。晚年的恩格斯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1892年3月8日），又一次提到了“统一战线”。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要善于运用革命策略，“如果射击开始过早，就是说，在那些老党还没有真正互相闹得不可开交以前就开始，那就会使他们彼此和解，并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我们”［2］。这段话表明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统一战线”的双面刃效果，并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开展反对宗教封建势力的斗争。 列宁扩展了统一战线概念的内涵，他结合时代变化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验，把统一战线概念的内涵从无产阶级同盟军扩大到无产阶级可以同非无产阶级政党联盟，并且在苏维埃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但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执掌国家政权的现实。列宁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思想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经过暴力斗争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1905年11月，列宁在《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中谈道：“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而是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3]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设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党派要建立所谓的联合政府，并没有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合作，所以列宁设想的多党合作并未实现。 此外，列宁还把统一战线的内涵扩大到利用和团结反革命阵营中一切可以利用和团结的力量中。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强调：“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4]这段论述清楚地表达了列宁把统一战线思想的内涵从团结无产阶级的次要敌人——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扩大到团结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反革命阵营中那些可以为我所用的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统一战线的实践（1921—1949） 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的战略政策用于指导党的革命实践，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灵活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成功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经验，值得全党、全国人民认真总结和珍惜，也值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全世界各种不同政见的党派和社会组织借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实现了列宁主义多党合作的策略并最大范围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功地把统一战线打造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于1925年，当时处于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时期（1924—1927）。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5]接着，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5]1-3这段话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性质、前途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正确解决了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的论述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下的各个阶层对待革命的态度，也点明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依靠团结的同盟军。其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也首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中共四大以后，党领导的一系列运动，如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等都取得了胜利，把革命推向高潮。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由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最初运用。 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列宁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在取得政权以前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合作。国共第二次合作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展开的。既然统一战线是指不同集团为了相同目的而结成的共同阵营，那么，它的作用在战争时期就显得特别重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而努力。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说：“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号召，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合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6]该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非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对敌的态度。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下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主张[7]，是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八一宣言》结束了党的关门主义策略，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5]53-154。因此，统一战线的宗旨就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尽可能团结更多的集团和群体，聚集更大的力量。1937年，日本侵略者全面入侵，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才迫使蒋介石第二次和共产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时才正式形成。党中央决定派中共代表团驻武汉（国统区），专门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工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统战工作机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毛泽东讲得很明白，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5]。”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指出中国共产党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8]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适时灵活地调整统一战线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壮大自身力量，孤立敌人，最终取得了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对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和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19年的70年，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拓展了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自2015年5月18日起正式施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这部法规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在不同时期的统战政策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进行回顾，用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统战政策实例阐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中国化过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序言中阐述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份文件的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中国化的结果。《共同纲领》第十三条阐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①参见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全文，载腾讯新闻，2011年11月17日，https://news.qq.com/a/20111116/000896.htm。。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统一战线成员又从以前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扩大到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那时也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建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合作关系，并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其中民主党派、无党派3人；56名委员中民主党派、无党派27人。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务院副总理4人，其中民主党派、无党派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党派、无党派9人；政务院所辖34个部级单位中，正职非共产党人士14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领导人和各部委成员中，民主党派人士约占50%。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省（市）政府主席（市长）、副主席（副市长）中非中共党员占54名；“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务院各部委中非中共党员部长9人，地方政府非中共党员省长3人，正副厅局长非中共党员403人②数据来源：《建国初期和现任民主党派任职人数对比情况》，载博客中国，http://wangpeiy.blogchina.com/3038991.html。。这些数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前从未实现的多党合作愿望，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二）改革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成为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统一战线的任务主要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在统一战线方面，邓小平对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等社会群体有专门的论述和创新。他团结党外人士的思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是一脉相承的，他曾经讲过：“各级政府正在进行人事安排，今后会有许多党外人士当部长、科长，如果有些党员同志当副职，一定要接受人家的领导。这同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只要党员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如果党员是正职，党外人士是副职，就要遇事商量，真正做到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9]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道：“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专家，担负了行政职务，党委就应当支持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他们同样也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决不应该见外。”[10] 改革开放以后，各级政府中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人数更是逐年增加。不仅在中央、在首都及在科研院所等部门，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也非常注重对党外人士的吸纳。例如，中共海南省委坚持做到全面规划、系统安排、整体推进，抓住有利契机，拓宽用人渠道，加大培养和选拔力度，形成培养、推荐、选拔、使用的有效机制，使该省培养选拔党外干部的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1995年以来，全省党外干部占干部总数的比例始终保持在20%以上①参见《对政协海南省四届二次会议党派团体提案第0066号的答复》，载海南省政府网站，2004年7月29日，http://www.hainan.gov.cn/zxtadata-67.html。，各级干部中党外干部所占的比例，特别是在处级、科级干部中的比例逐年增加，一大批优秀的党外人士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一批党外人士被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聘为特约监察员、检察员、陪审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导员。他们在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83年4月25日至28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杨静仁代表中共中央做关于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的说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中共党员的比例将从60%减少到40%的决定②参见《多党合作40年大事记·1983年》，载团结网，2018年11月23日，http://www.tuanjiewang.cn/zhuanti/2018-11/23/content-159402.htm。。这个比例得到了各级统战部门的贯彻落实。湖南省统战部在总结2012—2017年五年来的统战工作时，提到全省党外人士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3万余人，实职安排党外干部2万余人，其中正职499人。省（市、县）人大、政协领导班子党外干部全部配齐，省、市、县三级政府领导班子配备党外干部111名，省、市、县三级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配备党外干部2051名，省、市、县、三级法院和检察院中党外领导干部配备比例达87%，全省31所（含部属）本科院校配备党外领导干部32名③参见苏莉《全省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载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2017年10月11日，http://www.zytzb.gov.cn/tzwx/41146.jhtml。。海南省东方市2011年在市政协选举中规定，党内委员所占比例不超过40%，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委员所占的比例不少于60%④参见《中共东方市委关于印发〈东方市换届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载海南省政府网站，2011年9月7日，http://xxgk.hainan.gov.cn/dfxxgk/bgt/201109/t20110907_512222.htm。。党外人士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高于党内人士。 （三）新时期形成了新法规 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成就。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领导人继续发展我党统一战线的理论。2000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进一步开创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的讲话，提出了三个“绝不能”：“在新世纪，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同时，他首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做出了准确评价，指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指引下，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允许的，也是光荣的，他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力量，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力量。同时，对他们还要加强“团结、帮助、引导、教育”[11]。 2006年7月，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指出，“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全面兼顾和实现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要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尊重他们的劳动创造和创业精神，凝聚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导他们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2]。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表示，这些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局面，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13]。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表明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可动摇的信心和决心；表明我们党团结、依靠包括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致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真诚愿望。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定实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通过的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即当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条例》的实施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在新时期的重要标志。《条例》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继承了以往的理论和经验，还有新的内容和理论发挥。例如，《条例》第四条“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对象”把新时代的统战对象规定如下：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并且明确规定“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这些统战对象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员，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统一战线领域的体现。新时期社会阶层出现的变化促使统战工作机构随之改变。2016年7月，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正式组建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 《条例》规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以云南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省昆明市现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36万人。2017年9月，云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将昆明确定为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试点城市”。2018年，昆明市被确定为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推广城市 。2019年，昆明市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据库有2690人，其中重点代表人士198人，并先后推荐150余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别担任省、市、县（区）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昆明市政协设立新社会组织界别，委员均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成[14]。 （四）国际外交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是面向全球的，从170多年前《共产党宣言》首次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统战理论的不断发展及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上的努力和创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我国外交发展的第一阶段。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与民主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把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展现给全世界。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是我国外交发展的第二阶段。其间，中国与一批亚、非、拉国家及西欧的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扩大了我们的朋友范围。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外交发展的第三阶段。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去的提案，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从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随后又相继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建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中国不断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即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同时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外，中国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种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活动，积极主动参与解决国际争端。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屹立在世界东方。 回顾上述历史，最值得借鉴的统一战线运用在外交领域的成功案例，就是1964年的中法建交。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标志着中国加强同西欧国家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20世纪60年代，中法两国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分别处于东、西方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但是两国元首都有向所在阵营之外谋求盟友的意愿。中国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与法国发展关系是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和北约集团的封锁围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需要，而戴高乐总统也有摆脱美国控制，退出北约军事集团的意图。然而，两国建交并非易事。按照党和国家的原则，如果法国不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断交，中法两国很难建交。而当时的美国政府正是想利用这点，怂恿蒋介石集团不和法国断交，从而达到阻挠中法建交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的统一战线政策，即在蒋介石集团与法国断交之前，率先于1964年1月27日正式公布中法建交公报，倒逼蒋介石集团与法国断交，打碎了美国的幻想。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两国的建交使中国突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外交封锁。此后，两国领导人一直维持着友好互助的外交关系。 时间发展到21世纪，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做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首次提出共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开辟了新篇章。他讲道，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同年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又进一步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5]。2014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括为“一带一路”，并沿用至今。“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截至2019年7月已经有178个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截至2019年7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7月，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2193_674977/。。截至2019年7月底，已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4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②参见《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截至2019年7月），载中国一带一路网站，2019年4月12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中国的各大中型企业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积极行动起来，以开放开发的心态，竞相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中国化，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和拓宽了合作范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了新的动力和可能。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0-13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93. [3]列宁.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 [4]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5.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央档案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58. [7]中央档案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7.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6.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8.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8. [1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9-144. [12]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70-486.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3-305. [14]汇聚春城新能量打造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昆明样本”[N].昆明日报，2019-07-27（A01）. [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87-291，292-295. 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主道路。统一战线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提出，至今已经快180年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统一战线政策始终起着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一、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统一战线可以从两方面定义：从广义的方面来说，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某种条件下，为了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或联合；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战略策略，即无产阶级自身团结和同盟军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概念最早是由恩格斯提出的，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1840年，他在德国不来梅经商时，曾署名弗·奥在《知识界晨报》第249号上发表文章《唯物论与虔诚主义》，其中写道：“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1]这篇文章以《不来梅通讯》为篇名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中。晚年的恩格斯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1892年3月8日），又一次提到了“统一战线”。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要善于运用革命策略，“如果射击开始过早，就是说，在那些老党还没有真正互相闹得不可开交以前就开始，那就会使他们彼此和解，并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我们”［2］。这段话表明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统一战线”的双面刃效果，并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开展反对宗教封建势力的斗争。列宁扩展了统一战线概念的内涵，他结合时代变化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验，把统一战线概念的内涵从无产阶级同盟军扩大到无产阶级可以同非无产阶级政党联盟，并且在苏维埃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但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执掌国家政权的现实。列宁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思想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经过暴力斗争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1905年11月，列宁在《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中谈道：“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而是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3]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设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党派要建立所谓的联合政府，并没有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合作，所以列宁设想的多党合作并未实现。此外，列宁还把统一战线的内涵扩大到利用和团结反革命阵营中一切可以利用和团结的力量中。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强调：“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4]这段论述清楚地表达了列宁把统一战线思想的内涵从团结无产阶级的次要敌人——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扩大到团结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反革命阵营中那些可以为我所用的力量。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统一战线的实践（1921—1949）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的战略政策用于指导党的革命实践，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灵活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成功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经验，值得全党、全国人民认真总结和珍惜，也值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全世界各种不同政见的党派和社会组织借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实现了列宁主义多党合作的策略并最大范围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功地把统一战线打造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于1925年，当时处于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时期（1924—1927）。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5]接着，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5]1-3这段话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性质、前途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正确解决了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的论述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下的各个阶层对待革命的态度，也点明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依靠团结的同盟军。其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也首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中共四大以后，党领导的一系列运动，如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等都取得了胜利，把革命推向高潮。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由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最初运用。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列宁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在取得政权以前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合作。国共第二次合作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展开的。既然统一战线是指不同集团为了相同目的而结成的共同阵营，那么，它的作用在战争时期就显得特别重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而努力。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说：“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号召，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合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6]该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非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对敌的态度。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下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主张[7]，是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八一宣言》结束了党的关门主义策略，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5]53-154。因此，统一战线的宗旨就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尽可能团结更多的集团和群体，聚集更大的力量。1937年，日本侵略者全面入侵，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才迫使蒋介石第二次和共产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时才正式形成。党中央决定派中共代表团驻武汉（国统区），专门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工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统战工作机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毛泽东讲得很明白，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5]。”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指出中国共产党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8]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适时灵活地调整统一战线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壮大自身力量，孤立敌人，最终取得了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对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和实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19年的70年，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拓展了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自2015年5月18日起正式施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这部法规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在不同时期的统战政策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进行回顾，用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统战政策实例阐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中国化过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序言中阐述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份文件的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中国化的结果。《共同纲领》第十三条阐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①参见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全文，载腾讯新闻，2011年11月17日，https://news.qq.com/a/20111116/000896.htm。。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统一战线成员又从以前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扩大到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那时也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建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合作关系，并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其中民主党派、无党派3人；56名委员中民主党派、无党派27人。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政务院副总理4人，其中民主党派、无党派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党派、无党派9人；政务院所辖34个部级单位中，正职非共产党人士14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领导人和各部委成员中，民主党派人士约占50%。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省（市）政府主席（市长）、副主席（副市长）中非中共党员占54名；“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务院各部委中非中共党员部长9人，地方政府非中共党员省长3人，正副厅局长非中共党员403人②数据来源：《建国初期和现任民主党派任职人数对比情况》，载博客中国，http://wangpeiy.blogchina.com/3038991.html。。这些数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前从未实现的多党合作愿望，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二）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成为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统一战线的任务主要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在统一战线方面，邓小平对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等社会群体有专门的论述和创新。他团结党外人士的思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是一脉相承的，他曾经讲过：“各级政府正在进行人事安排，今后会有许多党外人士当部长、科长，如果有些党员同志当副职，一定要接受人家的领导。这同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只要党员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如果党员是正职，党外人士是副职，就要遇事商量，真正做到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9]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道：“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专家，担负了行政职务，党委就应当支持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他们同样也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决不应该见外。”[10]改革开放以后，各级政府中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人数更是逐年增加。不仅在中央、在首都及在科研院所等部门，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也非常注重对党外人士的吸纳。例如，中共海南省委坚持做到全面规划、系统安排、整体推进，抓住有利契机，拓宽用人渠道，加大培养和选拔力度，形成培养、推荐、选拔、使用的有效机制，使该省培养选拔党外干部的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1995年以来，全省党外干部占干部总数的比例始终保持在20%以上①参见《对政协海南省四届二次会议党派团体提案第0066号的答复》，载海南省政府网站，2004年7月29日，http://www.hainan.gov.cn/zxtadata-67.html。，各级干部中党外干部所占的比例，特别是在处级、科级干部中的比例逐年增加，一大批优秀的党外人士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一批党外人士被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聘为特约监察员、检察员、陪审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导员。他们在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1983年4月25日至28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杨静仁代表中共中央做关于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的说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中共党员的比例将从60%减少到40%的决定②参见《多党合作40年大事记·1983年》，载团结网，2018年11月23日，http://www.tuanjiewang.cn/zhuanti/2018-11/23/content-159402.htm。。这个比例得到了各级统战部门的贯彻落实。湖南省统战部在总结2012—2017年五年来的统战工作时，提到全省党外人士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3万余人，实职安排党外干部2万余人，其中正职499人。省（市、县）人大、政协领导班子党外干部全部配齐，省、市、县三级政府领导班子配备党外干部111名，省、市、县三级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配备党外干部2051名，省、市、县、三级法院和检察院中党外领导干部配备比例达87%，全省31所（含部属）本科院校配备党外领导干部32名③参见苏莉《全省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载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2017年10月11日，http://www.zytzb.gov.cn/tzwx/41146.jhtml。。海南省东方市2011年在市政协选举中规定，党内委员所占比例不超过40%，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委员所占的比例不少于60%④参见《中共东方市委关于印发〈东方市换届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载海南省政府网站，2011年9月7日，http://xxgk.hainan.gov.cn/dfxxgk/bgt/201109/t20110907_512222.htm。。党外人士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高于党内人士。（三）新时期形成了新法规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成就。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领导人继续发展我党统一战线的理论。2000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进一步开创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的讲话，提出了三个“绝不能”：“在新世纪，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同时，他首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做出了准确评价，指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指引下，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允许的，也是光荣的，他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力量，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力量。同时，对他们还要加强“团结、帮助、引导、教育”[11]。2006年7月，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指出，“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全面兼顾和实现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要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尊重他们的劳动创造和创业精神，凝聚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导他们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2]。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表示，这些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局面，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13]。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表明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可动摇的信心和决心；表明我们党团结、依靠包括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致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真诚愿望。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定实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通过的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即当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条例》的实施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在新时期的重要标志。《条例》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继承了以往的理论和经验，还有新的内容和理论发挥。例如，《条例》第四条“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对象”把新时代的统战对象规定如下：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并且明确规定“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这些统战对象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员，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统一战线领域的体现。新时期社会阶层出现的变化促使统战工作机构随之改变。2016年7月，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正式组建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条例》规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以云南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省昆明市现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36万人。2017年9月，云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将昆明确定为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试点城市”。2018年，昆明市被确定为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推广城市 。2019年，昆明市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据库有2690人，其中重点代表人士198人，并先后推荐150余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别担任省、市、县（区）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昆明市政协设立新社会组织界别，委员均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成[14]。（四）国际外交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是面向全球的，从170多年前《共产党宣言》首次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统战理论的不断发展及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上的努力和创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我国外交发展的第一阶段。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与民主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把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展现给全世界。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是我国外交发展的第二阶段。其间，中国与一批亚、非、拉国家及西欧的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扩大了我们的朋友范围。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外交发展的第三阶段。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去的提案，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从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随后又相继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建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中国不断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即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同时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外，中国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种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活动，积极主动参与解决国际争端。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屹立在世界东方。回顾上述历史，最值得借鉴的统一战线运用在外交领域的成功案例，就是1964年的中法建交。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标志着中国加强同西欧国家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20世纪60年代，中法两国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分别处于东、西方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但是两国元首都有向所在阵营之外谋求盟友的意愿。中国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与法国发展关系是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和北约集团的封锁围攻，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需要，而戴高乐总统也有摆脱美国控制，退出北约军事集团的意图。然而，两国建交并非易事。按照党和国家的原则，如果法国不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断交，中法两国很难建交。而当时的美国政府正是想利用这点，怂恿蒋介石集团不和法国断交，从而达到阻挠中法建交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的统一战线政策，即在蒋介石集团与法国断交之前，率先于1964年1月27日正式公布中法建交公报，倒逼蒋介石集团与法国断交，打碎了美国的幻想。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两国的建交使中国突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外交封锁。此后，两国领导人一直维持着友好互助的外交关系。时间发展到21世纪，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做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首次提出共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开辟了新篇章。他讲道，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同年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又进一步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5]。2014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括为“一带一路”，并沿用至今。“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截至2019年7月已经有178个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截至2019年7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7月，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2193_674977/。。截至2019年7月底，已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4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②参见《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截至2019年7月），载中国一带一路网站，2019年4月12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中国的各大中型企业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积极行动起来，以开放开发的心态，竞相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中国化，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和拓宽了合作范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了新的动力和可能。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0-13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93.[3]列宁.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4]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5.[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中央档案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58.[7]中央档案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7.[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6.[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8.[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8.[1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9-144.[12]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70-486.[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3-305.[14]汇聚春城新能量打造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昆明样本”[N].昆明日报，2019-07-27（A01）.[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87-291，292-295.

文章来源：中国建设教育 网址: http://zgjsjy.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66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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